天地門教自清初從山東傳入直隸，在直隸地區流傳長達200余年，為河北下層民眾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該文利用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所藏高陽碑刻拓片中的《前清碩德王君起發（建業）暨德配張氏墓志》和《王建業墓碑記》等資料，發現王建業為高陽一方天地門教教首，他利用行醫為手段傳教，徒眾遍及高陽數村，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其宗教活動中既有圣會、壇場等傳教形式，也有殿堂、道房等公開建筑場地，絕非像濮文起先生所云僅以一家一戶為單位。其妻子、外孫和孫子也為天地門教徒。因此，王建業家族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天地門教世家，對于研究清季民初河北乃至中國北方天地門教的傳播具有一定的典型個案意義。
作者簡介
馮金忠，歷史學博士，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河北學刊雜志社副總編、研究員。
民間宗教，又稱秘密宗教、民間秘密宗教、教門、道門等，是相對于佛教、道教等正統宗教而言，為流傳于下層社會的各種民間宗教教派的總稱。“從宗教學意義上而言，民間宗教也可以說是與儒、釋、道三教并列的中國第四大宗教；從發生學意義上說，民間宗教又是位列儒教之后的中國第二大宗教”。但在中國歷史上，民間宗教長期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異端而處于被禁止、鎮壓和取締的地位，大多數時期處于地下秘密狀態，但在民間社會卻為廣大民眾所崇奉、信仰，并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深刻影響著其思維方式、生活習慣等，在民間的滲透程度及其對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程度甚至遠邁于佛教、道教等正統宗教。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民間宗教，就不會真正了解中國民間社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勃興，長期以來被學界視為禁區的民間宗教研究也開始受到重視，涌現出了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濮文起《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民間宗教與結社》《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等一系列專著，論文更是不遑統計，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將民間宗教與封建迷信、封建會道門等混同的誤區，對民間宗教的性質、作用等的認識逐漸趨于客觀和公正，從而大大推進了民間宗教的研究。
河北是中國民間宗教的發祥地之一，許多對全國影響巨大的民間宗教教派，均發軔于河北而后才流布全國，如東漢末年的太平道，南北朝時期的大乘教，明清時代的無為教、黃天教、東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陽教、在理教等。與此同時，河北又是中國民間宗教的盛行地之一，許多在其他省份產生的民間宗教教派，一旦進入河北以后，便立即扎根于民眾之中，呈現出枝繁葉茂的繁盛景況。天地門教便是其中一個重要教派，它自清初從山東傳入直隸，流傳長達二百余年，成為直隸下層民眾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對于天地門教的研究資料，除了寶卷、檔案、方志等資料外，碑刻資料也不容忽視，是一座亟待開發的富礦。
民國《高陽縣志》卷二《宗教》所列宗教種類，包括釋教、回教、耶教、天主教、道教，而將民間宗教統歸于“邪教”，并稱“如同善社坐功門、金丹道、圣賢道等，無知鄉民入者不少，其人數無法統計”。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所藏高陽縣碑刻拓片編號195有一方《前清碩德王君起發（建業）暨德配張氏墓志》。此碑名曰“墓志”，實為墓碑。明清之后，墓志和墓碑的概念已趨于混淆，在民間將墓碑誤稱為“墓志”者不勝枚舉，此碑亦然。該碑原位于高陽縣左家莊村，該村在高陽縣正西十七里，刻立于民國十八年（1929年）?，F碑已佚。其碑陽拓片長66厘米，寬30厘米，凡4行；碑陰拓片長122厘米，寬45厘米，凡13行，滿行39字。高志周撰文，楷書。墓主王建業，字起發，此墓為其與妻張氏的合葬墓。王建業卒于民國三年（1914年）十二月，享年80歲，以此推算，他當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雖然他卒于民國三年，但時值民國肇建，其人生大部分時間均在清代，故碑刻首題仍曰“前清”。此碑由其外孫和外曾孫所立，距其去世已達15年，主要記述了王建業的生平、事跡，特別是王建業父子二人信仰并設壇傳播天地門教，對于了解清末民初天地門教在高陽縣乃至中國北方的傳播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為了研究方便，現依照拓片的行款格式移錄如下：
碑陽：
前清碩德王君起發暨德配張氏墓志/
王君諱建業，字起發，天性剛直，見義勇為，凡鄉黨相爭、家庭起變者，輒竭力挑解，必各釋嫌疑，言歸舊/好而后已。迨光緒十八年，忽逢大饑，鄉人困乏，呼龥無門。君或典衣服以給資，或出地契以貸糧，其輕/財重義，愛人如己有如此。而又篤信天道，嘗往來杓峪山及郎家莊村，參拜董、郎二君，純心受教。嗣后，/心有所得，亦于伊村建設道，每逢男女各會期，殷勤宣道，終無倦容。由是遐邇向化，其中改過遷善，藉/療病軀者，紛然不絕。噫！如君者，可謂好善樂施，有教無類矣。其德配張氏，出閑貞靜，善是翁姑，治家有/法，教子有方。生子男一：善寶，尊父遺傳，亦設壇教。受女四：長適北路臺村于姓；次適郭家村王姓；三女/及四女，一適路臺營村白姓，一適城內梁姓。孫男一：進辰，服勞家務。曾孫四：亮、林、豬、狗。君于民國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春秋有八十。德配張氏于民國九年九月初二日卒，春秋有九十。及葬后，其外孫于/春山、白玉山等恐外祖父母之德日久湮沒，欲勒諸石，以垂后世，因乞文于余。余才學固陋，反復辭之，/至不得已，遂書此以遺之。/
高陽縣文庠生 高志周撰文/
中華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仲夏谷旦立。
碑陰：
外孫男：北路臺村于春山，高陽城內梁楨材、路臺營村白玉山；外曾孫：葦園屯 石臺 敬立。
碑陽第2、3行主要彰揚王建業見義勇為、輕財重義、愛人如己的品行。其中未涉及其世系，特別是其父、祖姓名也未提及，這在墓碑中較為少見。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所藏高陽縣碑刻拓片中編號114有一通《王炳墓碑記》（民國三年），墓主王炳正是王建業之父。其中碑陽云“奉祀男建功、建業”，也就是說，王建業還有一個兄長建功，其墓碑見該拓片編號136。與一般墓碑不同的是，《王炳墓碑記》中對墓主王炳的事跡幾乎全未提及，而用大部分筆墨極力鋪陳其子“起公”的德行功業：
蓋聞孝莫大于顯親，功莫博于濟眾。 起公以鄉曲布衣，而道術湛深，兼能推其博愛之誠，以謀地方樂利之福。因災請賑，舍田辦/公，舉凡官家之徭役、鄉間之疾苦，罔不以一身捍衛之。有士大夫所不能為者，公獨毅然行之，數十年而不惓，故受其惠者，雖婦/孺咸感頌焉。茲公為其/先德炳翁先生建石顯揚，以伸孝思，因附記數言于碑陰，聊以表揚公之濟眾公德于萬一云爾。是為記。
僅根據此碑刻內容，“起公”不明所指，但聯系到本文所探討的《前清碩德王君起發暨德配張氏墓志》（民國十八年），其中云王建業，字起發，則“起公”系指王建業。值得注意的是，該碑第4行言王建業，“而又篤信天道，嘗往來杓峪山及郎家莊村，參拜董郎二君，純心受教”，這對于判定王建業宗教信仰所屬派別至為關鍵。
碑文稱王建業“篤信天道”，“天道”指天地門教，其創立者是董計升。董計升，字四海，創教后號明揚，山東商河縣（今山東惠民縣）人。有學者考證，董計升生于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死于清順治七年（1650年）八月，享年僅31歲。但濮文起先生根據董計升故里董家林村一通墓碑考證指出，董計升實際當生于萬歷四十七年正月，卒于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四日，享年72歲。順治七年（1650年），他自創教派，名曰“天地門教”。
天地門教，又稱天門教、一炷香教、天門一炷香教、天門香道、如意門教、一炷香五葷道、人天道、子午道、悟化道、長生道、陰天道、半截香教、天爺香教、順天教、金丹如意道等，名稱十分繁雜。由于天地門教在傳播中不斷分化變異，并與離卦教、西大乘教等融合，故又稱為“一炷香離卦教”等。從王建業碑可知，天地門教在民間也被稱為“天道”。
杓峪山，又名少玉山，位于今山東省章丘市繡惠鎮境內，屬山東省長白山脈。董計升自順治七年（1650年）創教，未滿一載便開始傳教收徒，其弟子有鄰村李家莊的李修（秀）真，惠民縣的劉須武、張希（錫）玉、楊念齋，慶云縣的馬開山、馬魁元、石龍池、黃少業、徐慶齋、顧名（銘）心（馨）等。清康熙四年(1665年)，他選定距其故里董家林60公里杓峪山作為傳教基地，其十大弟子也隨之上山伴師學道。正如《如意寶卷》所云：“老師意滿觀山林，中陽（央）圣地確定準；隨即帶人把山上，少玉山上安下身；修蓋道房伙房立，助力幫忙軍與民。”“少玉山”，即杓峪山。在天門教中，董計升的墳塋所在地董家林和杓峪山、上方井等修煉傳道之處，均被其教信徒奉為圣地。朝拜圣地是天地門教教徒重要的修行活動。
郎家莊，具體地望不詳，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河北保定曲陽以及清苑等地均有稱為郎家莊的村莊。王建業到杓峪山和郎家莊參拜，碑文中將郎家莊與杓峪山并稱，可知郎家莊也當是清代天地門教一處圣地。據天地門教經卷《老祖修身十三處》所載董計升宗教生涯中曾到過山東境內的13個地方傳教收徒，十三處即：一處杓峪山、二處禹王廟、三處托王山、四處古城、五處禹城、六處北塔、七處上北灘、八處魯家莊、九處丁家莊、十處車鎮、十一處蔡家莊、十二處甘草莊、十三處上方井。其中并無郎家莊。當然，由于天地門教在發展中長期處于地下，出于保密和安全起見，此郎家莊也不排除是虛擬的地名。董計升主張教內平等，教內沒有形成森嚴的等級制，其生前與死后被稱為董老師或董老師傅，較少偶像崇拜色彩。在他的影響下，各支傳人均稱當家師傅，信眾之間互稱師傅或道親、道友。郎家莊當是天地門教中一位傳教老師（或稱師傅）的居住地。
“董郎二君”，“董”系指董計升的后嗣，而郎君，系指郎家莊的郎老師（師傅），姓名不詳，待考。王建業前往杓峪山“純心受教”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來看，當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之后。如果此推斷成立的話，此時他已58歲。由于董計升卒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光緒十八年距董計升去世已二百余年，故王建業參拜的“董君”應是董計升的神像，或者為其后嗣，自不待言。董計升出于傳教的需要，很重視發展徒眾。他在杓峪山收了八個徒弟，稱為“林傳八支”；后在上巖井（又稱“上方井”）雪山寺修煉時，又收了八個徒弟，號稱“山傳八支”。他按照“九宮八卦”的形式，建立其組織體系，自任九宮教首，派遣眾弟子以眾卦方位下山傳道。董計升生前反對教權世襲，規定天地門教傳賢不傳子，沒有在教內實行教權世襲制，臨終前傳位于弟子顧明心。顧明心死后，天地門教不再設九宮教主，八支雖互不統屬、各自發展，但各支傳人仍恪守祖訓，傳賢不傳子。此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但另一方面，天地門教董氏家族中也存在著教內傳承。據《排頭記》（即教內譜系）載，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時，董計升后人已傳教七代。其五世孫董志道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因“習教被獲究辦”，七世孫董坦（即董壇）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亦因習教被拘審訊，旋即死于獄中。以此來看，碑文中杓峪山的“董君”當為董計升后嗣，唯世系和姓名不可考。
在前往杓峪山及郎家莊村，參拜董、郎二君后，王建業便開始在本村設壇傳教，完成了由一個普通信眾到一方教首的轉變。碑文稱：“嗣后心有所得，亦于伊村建設道，每逢男女各會期，殷勤宣道，終無倦容。”這對于了解高陽當地天地門教的傳播方式提供了重要資料。
董計升之眾弟子領受師命，八方傳道，其中高陽所在的保定地區是“山傳八支”之一的徐明揚傳教之地。而領授乾卦，前往滄州傳教的馬開山在眾弟子中最有影響，傳教效果也最為顯著，他也仿效其師董計升的做法，收了八個弟子，其中李龍江負責滄州西南部的傳教任務。據濮文起先生研究，滄州地區天地門教活動主要有五種：朝拜圣地；舉辦圣會；燒香磕頭；念經派功；養生送死。他將保定和衡水地區與滄州地區相比較，指出保定地區與衡水地區景縣周邊的天地門教組織，既不舉辦各種形式的圣會，也不公開建筑殿堂、道房，而是嚴格按照徐明揚和譚西堂所立規矩，平時以一家一戶為活動單位，有事則會聚一起，因而不像滄州一帶的天地門教組織那樣引人注目。但從王建業碑文來看，并非純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王建業“亦于伊村建設道，每逢男女各會期，殷勤宣道，終無倦容”。“建設道”，即建立壇場，王建業利用“會期”向民眾傳道，已突破了一家一戶家庭信奉之范圍。而且其子王善寶在家庭的熏陶下，也為天地門教教徒，“尊父遺傳，亦設壇教”，亦利用了壇場這種傳播形式。“壇教”與滄州地區的“圣會”，名異而實同。
另外，在高陽拓片藏品中，關于王建業的碑刻除了此碑外，還有一通編號為198的《王建業墓碑記》，刻立于民國十九年（1930年）。兩碑時間相差僅一年，不知何故又加以重立。編號為198的《王建業墓碑記》碑陽內容甚簡，僅書寫立碑人姓名，而碑陰列有七十余個村莊名稱：
高陽城里、城里二眾，東街二眾，西街二眾，北圈頭、北路臺、路臺營又二眾，北邊吳、季朗、北關郭江、延福、趙官佐二眾，趙官佐、／北蔡口、趙通、岳家左、西陶口、西河屯、西河、季朗二眾，保駕佐、東田果莊、西田果莊又二眾，柳灘二眾，雍城、邢家南二眾，／史邨、尹家左、邊邨、趙家莊、辛中驛、田村、王炭、王家莊、賀家莊、舊城、南龍化、梅果莊、李果莊又二眾，／佐家莊、板橋、營頭、楊家橋、白家疃、林家、南恒道、北蒲口、南蒲口、東王草莊、北馬二眾，南沙窩、東邊渡口、培里、／耿家莊、梁家莊、胡家橋、巖莊、北于八、南于八、東石橋、史家左、斗洼、后鋪上、北郭丹又二眾，于留左、阮家莊、／辛留左、雷家莊、邢果莊、邊渡口、李家橋、留祥左、王秀蘭／眾徒公立
值得注意的是，碑陰末云為以上均為王建業之“徒眾”，說明王建業的徒眾遍及以上村莊，反映了當時天地門教在高陽巨大的影響力。前揭編號114的王建業之父《王炳墓碑記》中云“邑人小徒李桂元書丹并篆額”。所謂“小徒”，當系指王建業之徒，顯然李桂元也是天地門教徒。該碑下端為題名，包括高陽城內外村莊五十余個，村民共計二百余人，這些人也當與王建業有關，不排除也是其徒眾。
另，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所藏高陽拓片編號217有一方《張殿云妻宮氏碑記》（民國二十一年），原碑位于高陽縣舊城村。碑主宮氏，高陽石家囗人 。她在喪夫之后，“繼身入三寶佛門，清心靖養，沐浴參禪。受蠡吾大團丁王老恩師真傳”。“蠡吾”，舊屬高陽；“大團丁”，村名，在河北省蠡縣東，接高陽縣界，為高陽、肅寧二縣往來孔道。故“蠡吾大團丁王老恩師”中“王老恩師”，有可能即指王建業。如果推測成立，這位宮氏也當為天地門教徒。碑中又云她：“又恐心跡難明，將自己莊基舍在佛堂，作林開佛所，俾眾徒有所歸宿，無他歧焉。我師一片婆心，有他人所不及萬一者。迭經西域寺方丈命，委第一代功德主。”她將自己住宅舍作佛堂，“作林開佛所”，使眾教徒有所歸宿。這佛堂無論如何也屬于公開殿堂、道房之類。
綜合以上可知，高陽的天地門教宗教活動既有圣會、壇場等傳教形式，也有殿堂、道房等公開建筑，絕非像濮文起先生所云僅以一家一戶為單位。濮文起先生之所以得出那樣的結論，主要還是受所見到的材料所囿，在沒有廣泛占有保定地區資料的情況下，而夸大了保定、衡水地區與滄州地區天地門教傳播的差異性。而這也從反面證明了王建業碑刻的價值。
在中國古代，受制于較落后的醫療條件，特別是廣大百姓在溫飽也難以滿足的條件下，許多人根本沒有能力延醫治病。在這種條件下，佛教、道教等宗教往往以治病作為傳教和招徠信眾的幌子，民間宗教亦然。例如，東漢末張角創立太平道，其開始就是為人治病，從而擁有了大量信眾。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不勝枚舉。
董計升創教之初的思想來源是道教，但其后儒家思想和佛教南禪思想則在天地門教的教義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其宗旨是“勸人為善行好”“替天推行孔子教”。同時指出“不戒齋，可吃葷”“不戒口，全戒心”，因其修行方式簡單易行，甚至不必戒葷吃素，故在民間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另外，該教派自創立時起，便無償為貧苦民眾“派功”治病，故被下層民眾和一些封建官吏稱為“窮人的宗教”?！度缫鈱毦怼贩磸脱菔?ldquo;燒香磕頭，百病消除”的思想，宣揚通過燒香磕頭的手段，從而達到“香到病退風推云”的目的。例如，董計升在杓峪山，“感動愚迷求香火，往來云集求師尊；每日求香人無數，此起彼來滿山林”。該教當家師傅為人看病，稱為“批苦”，又稱“找苦”，亦稱“平苦”，即先由當家師傅幫助病人找出病因，再由當家師傅指派功夫，以燒香磕頭的方法醫治。用現代科學進行分析，以上手段實際上是一種心理治療，外加用磕頭辦法，助人恢復身體健康。應該說，在天地門教中，燒香磕頭和治病二者，是兩位一體的關系，燒香磕頭是手段，治病才是目的。王建業碑文中即稱王建業布道傳教，“其中改過遷善，藉療病軀者，紛然不絕”。還比如，上揭《張殿云妻宮氏碑記》（民國二十一年）稱宮氏，“教授諸弟子以治療之術、拯救之方”，也是采取了以治病為傳教手段。
天地門教自創教起，就主張夫妻雙修，故該教內有不少女信眾。為此董計升設立了女當家，稱金傳二支，俗稱二當家、二師傅，其地位與男當家相同。董計升之妻王氏為金傳二支之首。在王建業碑中，碑文中言其子善寶“尊父遺傳，亦設壇教”，明確言其子王善寶為天地門教教徒；其妻張氏，“出閑貞靜，善是翁姑，治家有法，教子有方”，似乎其子善寶除了受到父親王建業的影響外，也深受母親的影響。由此言之，其妻張氏也疑為天地門教徒。
在中國歷史上，諸民間宗教大多被統治階級所壓制打擊，一般處于地下狀態，秘密發展會眾。清光緒年間，在理教可以堂而皇之傳教，成為有清一代民間宗教中唯一受此殊榮的教派。前面已提到，王建業碑由其孫和外孫所立，碑文中并不諱言天地門教，對王建業修行及傳播天地門教之事不僅未刻意回避、三緘其口，反而多有褒詞，這說明民國初天地門教可能已解禁，活動趨于公開。同時也說明，其外孫和孫子可能也為天地門教徒。因此，王建業家族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天地門教家庭，這對于研究中國北方天地門教的傳播具有一定的典型個案意義。
注：此文載《社會科學論壇》2022年第5期第199-206頁。如果需要了解更多，歡迎查閱《社會科學論壇》雜志。
